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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新兴阶层申张自身权益农民工们有何诉求【新资讯】

发布时间:2019-10-17 17:37:16 阅读: 来源:台笔厂家

这是一个权利的时代。每一个阶层和群体都在申张自己的权利,试图在当前和未来的社会中,争得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。

但是,每一群人争取自己利益的目标和能力是不同的。对于相对弱势的群体来说,他们渴望的是公平的财富分配和平等的权利分享,不致让弱者更弱;而对于另一群人来说,他们要求的是与其日益增长的财富和地位相当的政治和社会权力,以使强者更强。

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,任何正当的诉求和主张都是可以包容的。但是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规则,才能避免使这场权利之争成为零和游戏,才能使各个阶层实现共赢共荣,公平(但不是平均)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

从珠三角到长三角,由年初持续至年末的民工荒,到下半年增多的罢工:农民工,一个新兴的阶层,正以自己的方式与城市和资方博弈

入时的装束,满脸的青春,照片上的女工和城里姑娘没什么两样。“她们还总要教我怎么打扮呢”,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博士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已经被学者定义为一个新阶层的农民工,期待的不仅是外表上的“进城”,他们最为渴望的,是和城里人一样的权利,按照学者的描述,他们寻求的是国民待遇。

这个群体,据中国社会科学院“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”课题组的数据,已有9900万人之众。

在2004年,他们留给城里人的印象,不再仅仅是流落街头寻找工作的身影,扛着行李四处张望的眼神,给社会治安带来的隐忧。从珠三角到长三角,由年初持续至年末的民工荒,到下半年来渐似增多的罢工,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与城市和资方博弈,一次次重申自己的权利。

用脚投票

20年来城市人对于民工潮的记忆如此之深刻,以至2004年年初传出“缺工”消息时,并没有引起关注。直到下半年,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报告才确认:“民工短缺在局部地区客观存在,普通劳动力特别是年轻女工相对短缺。”珠三角、闽东南、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,估计缺工达10%,仅珠三角即有近200万人的缺口。

这份报告还承认:工资待遇长期徘徊、劳工权益缺乏保障、企业用工迅速扩张、经济增长模式面临变革等多种原因造成局部地区民工短缺。

到年中时,民工荒已影响到很多工厂的开工。珠三角不少企业不敢接订单,有的企业开始考虑迁厂到内地。各地政府也行动起来,联合企业去外地招工。

同样在珠三角,此起彼伏的农民工罢工,也被刘开明博士观察到。仅媒体公开报道的,今年深圳两三千人以上的罢工事件,即不下三宗。

用脚投票,只是权益一种缺乏制度化渠道来申张时的无奈选择。应该看到的是,在其中已隐现了拥有近亿成员的农民工阶层的集体行动力。

新阶层的崛起

刘开明做记者的时候,曾采访过深圳致丽玩具厂的大火。84名女工当场烧死,但当时很少有媒体报道,那是1993年11月19日。8年后的2001年11月,深圳宝洋公司56名女工的搜身名誉案却引发一阵大讨论,企业的韩国老板出面道歉。

和沉默的上一代不同,2004年的农民工已经在使用手机传递信息,更加懂得如何保护自身权益。刘开明说,新一代出外打工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高于留在当地的,如今还有不少中专生和大专生。

他们向城市要求的,不仅是一个饭碗,而是与其对社会贡献相当的政治、经济和社会权利。中国社科院王春光研究员指出,这个阶层表现出与社会其他阶层不同的特点。从职业角度讲,他们是工人,从身份上讲,他们是农民。在利益诉求方面,他们诉求工资待遇的提高、工作环境的改变,诉求基本的尊严、基本的社会保障,诉求子女受教育的机会,归结到一点就是寻求国民待遇。

他们的诉求,他们的主张

应该说,这些很低的要求远没有得到起码的尊重,虽然在总理的过问下,工资可以比以前更及时地拿到;在民工荒的压力下,浙江、广东、山东等地都开始调高最低工资标准。但基本的权利格局尚没有改变:由于过去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一直表现为绝对的无限供给,形成了绝对的“强资本弱劳工”的格局。但是,农民工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,开始获得一定的讨价还价能力。

这些基于切身利益的反复争取,对中国的影响不可低估。在过去的20年间,“农民工”的出现和壮大,已经推动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的进行,比如他们的进城,不仅加速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走势,也对最终打破铁板一块的户籍制度给予了最有力的一击。而现在,在政府的推动下,工资集体谈判的萌芽,工会和其他自治组织的发展,已使一些地方的农民工开始获得工资谈判权。他们争取权益的任何努力,均可望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和政治格局产生影响。

2004年第一次出现“民工荒”是继1984年第一批农民工出现、1989年第一次“民工潮”之后的重大转折。“农民工”已从一个惶恐进城的庞大“外来工”群体,成为一个植根于城市的新兴阶层。

他们不希望永远徘徊在城市的边缘,而希望融入社会的主河道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作者刘英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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